“增之一分則太長，減之一分則太短；著粉則太白，施朱則太赤”，這是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賦》里的名句，用來描寫楚國的一位鄰家麗人。但從字里行間，我竟不由想到中華千年傳承的中庸之道。
　　
　　中庸怎么會與美女掛上鉤？只因中庸的精髓是恰到好處，就如賦中“東家之子”不可增一分、減一分，做人做事同樣過猶未及。惟不怯懦又不魯莽，方為勇敢；不吝嗇又不奢侈，方為慷慨；不木訥又不油滑，方為風趣。當然，中庸的內涵極其豐富，絕非一兩句話可以道盡。自從孔子發出“中庸之為德也，其*矣乎”的感嘆，多少名士大儒對此概念作了闡述。漢代鄭玄曰：“中庸者，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”；宋代朱熹注釋：“中者，不偏不倚，無過無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”雖然角度各有不同，但*本質的一點，是講求適度、不走極端，一切注重分寸的拿捏與把握。
　　
　　隨著儒學的興盛，國人在心靈深處或多或少都有中庸的因子。歷史地看，中庸并非孔子憑空創造，也非中華文明所獨有。從堯“允執厥中”、舜“執其兩端，用其中于民”，可以探知中庸思想的源頭。佛學開創之際，喬達摩·悉達多因琴弦松緊的音色變化開悟，自此轉為不急不緩的修行。他放棄終日只食一粒麻麥的苦修之法，開始接受牧羊女的乳糜。佛陀后來說：“自我享受是一個極端，自我折磨是另一個極端。放棄兩端，就是中道，它讓人寧靜、智慧、覺悟和解脫。”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認為，人的行為分過度、不及、適度三種狀態，前兩者都是惡行，只有適度即中庸才是美德。可見，中庸是東西方共有的精神財富，其思維模式與處世方式具有普遍的意義。
　　
　　懷中庸心，講求“執兩用中”的準則，但它不做“騎墻派”、搞“和稀泥”，更不像求解算術平均數那般，凡事走一條**的中間路線。行中庸之道，實質是尋求適宜的對策、辦法。因為世界是對立統一的，只顧一頭，不及其余，通常無濟于事，甚*會激化矛盾。中庸則具有辯證思維，善于“叩其兩端”、統籌兼顧，秉持既不保守又不偏激的均衡之術。從治國理政的角度，中庸之道主張德刑相輔、寬猛相濟，即使變革也傾向穩中求進。這與做人崇尚外圓內方、剛柔互補相通。另一方面，中庸注重“與時皆行”、因地制宜。隨著環境和條件的變化，為人有張有弛，處世有進有退，惟此才切合此地當時的需要。總之，“中”有中道、中和、中正的取向，“庸”本有“用”的含義，是以務實的方法論支起“尚中”的認識論，從而展現睿智的人生。
　　
　　中庸的著力點在當下，著眼點卻在長遠。宋代法演禪師有言：“勢不可使盡，使盡則禍必*；福不可受盡，受盡則緣必孤；話不可說盡，說盡則人必易；規矩不可行盡，行盡則人必繁。”古往今來，多少人得意、順風之時，無所顧忌，偏執行事，怎料潮起潮落轉眼間，往昔過分之舉猶如自掘墳墓。懷中庸心，深知物極必反，“盛時常作衰時想，上場當念下場時。”既如此，做事便留有余地，既給別人留，也給自己留。而中庸自然帶來內心的平和，不會透支一個人的能量。當我們行藏、取舍皆得當，那一份福緣與事功更可久長。
　　
　　毋庸回避，中庸長期以來尤其是近現代被許多人抨擊。魯迅先生就認為它導致保守、卑怯的人格，“遇見強者，不敢反抗，便以‘中庸’這些話來粉飾，聊以自慰。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，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‘多數’作他護符的時候，多是兇殘橫恣，宛然一個暴君，做事并不中庸；待到滿口‘中庸’時，乃是勢力已去，早非‘中庸’不可的時候了。”毫無疑問，國人的一些劣根性有著文化“病根”，中庸也因之挨了不少“板子”。包括被斥不負責任，缺乏擔當；或縮頭藏尾，唯命是從。但是，此類中庸其實是“偽中庸”，完全是變種乃*被妖魔化的中庸。真正的中庸，追求*善、*誠、*仁、*德，通過慎獨自修、“反求諸己”，使人合乎內外之道。正如《中庸》首章所述：“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”行中庸之道，在體現靈活性的同時，絕不放松其原則性，并強調“擇善而固執之”。雖然古代中庸思想不乏過時之語，但其精神內核仍然具有現代意義，并沒有隨時代發展而失卻應有的價值。
　　
　　中庸是一種哲學思維，卻始終扎根于日常生活。古時有一段子：某人到朋友家赴宴，一桌菜肴淡而無味，主人趕忙撒上點鹽粒，菜立即變得鮮美。客人心想，鹽這么可口，再多放一些，或者干脆直接吃，豈不更加美味？于是回家拿起鹽罐，猛往嘴倒……這樣的笨人，現實版中不會有，但此類現象到處可見。懷中庸心是人生智慧，它似平常，卻不平庸，其中蘊含“極高明”之理。可以說，和菜肴一樣，每個人的生活都需要“鹽”，但貴在知曉放幾多“鹽”。當我們把這個“度”把準，做人做事就心中有譜，少有亂方寸的**。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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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懂技術的人不要對懂技術的人說這很容易實現